何萍丨论中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源流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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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有什么意义？这是中国学者经常提出的一个问题，也是中国学者不能不思考的问题。

作者：何萍，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摘自：《学习与探索》2022年第5期

原题：《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源流关系的形成及其特点——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意义的一点思考》

本文载《社会科学文摘》

2022年第8期

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有什么意义？这是中国学者经常提出的一个问题，也是中国学者不能不思考的问题。本文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源流关系为题，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变革的角度进行思考，探讨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是如何进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视野，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创新的思想资源，从而推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革新的，以此阐明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中国意义和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性品格及其获得方式。

中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

源流关系形成的路径

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形成之初，主要以苏俄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思想资源，而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在中国学术界批判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体系、反思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苏俄马克思主义哲学源流关系中，逐渐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资源的。由此决定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源流关系在形成的路径上，不同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苏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源流关系。概括地说，苏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以师者身份进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视野的，而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在质疑和碰撞中进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视野的。

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以被质疑和碰撞的方式进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视野，是因为中国人在接受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之前已经有了自己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个哲学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半个多世纪的中国革命实践中、在接受苏俄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中建构起来的，它有自己独特的理论体系、哲学精神和哲学理念。这种哲学精神和哲学理念，经过20世纪五六十年代编写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的凝练，已经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文化土壤。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界在这样的文化土壤上来接受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必然会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观念产生冲突和碰撞。从另一方面看，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界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身份和观点提出质疑，不是为了拒斥西方马克思主义，而是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观念和思想成果进行辨析，发现可以为自己所用的思想资源。由此可见，质疑和碰撞所表达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的冲突，其根本目的在于推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自我革新。正是这样，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发生的每一次论争，都会带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革新。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论争中，有四次大的学术争论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考证和接受相关：第一次是80年代发生的人性、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讨论；第二次是80年代发生的有关“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争论；第三次是90年代中国学术界在探索市场经济建构道路中展开的“哲学有什么用”的讨论；第四次是21世纪的头10年围绕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中的理论问题展开的争论。对于这四次争论，我们可以分别从历史和理论两个角度来分析。从历史的角度分析，这四次讨论的依次展开表明，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视野经历了一个由否定到肯定的过程。从理论的角度分析，这四次讨论给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带来了三个方面的变化：第一，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语境的变换；第二，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观的变革；第三，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结构的形成。

西方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的研究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语境的变化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经历了从政治语境到学术语境的转向。在这一转向中，有两场学术争论起到关键性作用：第一场是发生于80年代的人性、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讨论；第二场是发生于90年代的“哲学有什么用”的讨论。在这两场学术争论中，第一场既是中国学术启蒙的一个环节，又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哲学进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视野的开端；第二场是对80年代中国学术启蒙的反思，它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界改变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的态度、建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学术语境发挥了关键性作用。

80年代的人性、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讨论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界第一次正视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成果。但是，当时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界又不能完全理解西方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们阐释马克思的实践概念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的观点，当然也就不可能认同西方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界普遍认为，西方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们是以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观点来解释马克思的实践概念和《手稿》中的人道主义和异化思想的，因而把马克思的人性、人道主义和异化劳动理论解释成与马克思的革命理论脱节的抽象的人性和人道主义的学说，这种解释与马克思本人的思想是格格不入的。正确的理解应该是，马克思的人道主义理论与他的革命理论是一体的，马克思的人道主义理论本质上是革命的人道主义理论。

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界在这一时期提出的革命的人道主义理论，我们可以从两方面进行评价。从源的方面看，革命的人道主义理论的提出表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源已经从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转换成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从流的方面看，革命的人道主义理论的提出表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自我革新还处在过渡时期：一方面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为内核的理论体系受到了批评，以人性、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为主题的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的研究得以展开，形成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新领域、新方向；另一方面，由于这一时期的人性、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讨论主要是为了完成政治批判的任务，并没有完成学术启蒙的任务，因而在论述革命的人道主义的理论中依然采用的是政治语境。

90年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界开展了“哲学有什么用”的讨论。这场讨论的实质就是去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政治化，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学术化。经过“哲学有什么用”的讨论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界转而用学术的眼光来看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看到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破除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近代哲学范式、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现代哲学范式方面的积极作用。于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界不再排斥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而是以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思想资源，以现代哲学为研究范式，来重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本体论上，吸取了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现象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成果，对马克思的实践概念作了生存论的解读；在历史唯物主义研究领域，吸取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消费社会理论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成果，开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经济哲学、政治哲学、生态哲学的研究，实现了历史主义研究由宏观领域到微观领域的转向。正是在这一系列研究中，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界建构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学术语境，使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走上了学术化的研究道路。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争论与

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观

的变革

与人性、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讨论几乎同时展开的，是有关“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争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争论是为了辨识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身份，实质上是对中国已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观念的一种反思，因而是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总体认识和评价。这种总体认识和评价是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哲学史观的自我检讨，因而它所带来的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观的革新。

80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界开展有关“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争论，起因于徐崇温提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概念和对这一概念意义的阐发。徐崇温虽然没有完全排斥西方马克思主义，也肯定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成果有可取之处，但在对西方马克思主义身份的辨识上，他还是将之排除于马克思主义阵营之外，不承认西方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

中共中央编译局的杜章智不同意徐崇温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评价，认为徐崇温虽然承认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中包含积极的因素，但是，他使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对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思想的基本评价和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性质的判断都是错误的。这个错误不是在个别问题的判断上，而在于他辨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身份及其思想的评价标准上。他认为，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身份及其思想的评价，说到底是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观的问题，即我们应该以什么为标准来评价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以马克思主义与各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为标准来衡论各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肯定十月革命以来，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世界马克思主义哲学多样化的发展格局，还是以某一国家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为标准，尤其是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标准，去衡论其他国家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否定其他国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马克思主义性质。前一个标准是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的标准，后一个标准是错误的、教条主义的标准。这样，杜章智就把对西方马克思主义身份的辨识问题提升为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观的问题。进而，杜章智阐发了多样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观，要求以“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这个概念来取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个概念，对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的各个流派进行实事求是的研究，这本身就是一种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观的变革。这种观念的变革不仅有利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界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各种流派作实事求是的研究，而且也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界开放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充分吸取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积极成果，提供了理论和方法论的根据。

杜章智的这些观点得到了当时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专家的广泛认同。武汉大学的张守正列举了苏联科学院1984年集体编著的《当代国外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科拉柯夫斯基的《马克思主义主要流派》、本·阿格尔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等，用来说明马克思主义发展到今天，想用“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一术语来将西方国家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归于反马克思主义的阵营，是极不科学的。

杜章智和张守正提出用“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这个概念来取代徐崇温主张的带引号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具有重要的思想解放和学术启蒙意义。进入90年代之后，杜章智和张守正所说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于理解中国改革开放的意义在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中找到了实践的基础；与之相应，他们所提出的“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这个概念已经得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界的普遍认同，成为研究21世纪世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用语，而他们所主张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多元发展的哲学史观也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的基本范式。

中西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碰撞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结构的形成

在90年代的学术化浪潮中，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同时发展起来的，还有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其中，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是从批判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体系中发展起来的，它是接着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讲，体现的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的自我革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在反思一个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思想历程、辨析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中的各种理论问题中发展起来的，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自觉意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在这三个研究方向的相互碰撞与融合中构建了自己的学术研究体系。在这个学术研究体系中，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对象和发展路径是不同的，因而它们所处的地位也不相等：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是为了解决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的学术发展问题而展开的，因而以其本土文化的身份居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体系的中心地位，而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主要在于追踪和评介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因而以他者的身份处在学术体系的边缘。

但是，这三个方向的研究是相互碰撞与融合的。这种碰撞与融合主要来自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需要：一方面，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自我革新中需要从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那里吸取思想资源；另一方面，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探索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与建构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性中，创造了自己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这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学术平台。在这个平台上，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必然站在自身的立场上，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有取有舍。所谓取，是指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观上认同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把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自己的思想资源；所谓舍，是不把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硬搬到中国来，而是以他者的身份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所用。

由此可见，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能够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源，关键在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个流，在于这个流中包含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开放精神、世界精神和自我革新精神。因此，若不研究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个流，不研究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自80年代以来所发生的变化，是不可能看到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如何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源的，当然也不可能认识到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中国价值，更不可能知道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什么意义上能够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所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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